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上周公布了監察委員李復甸主持的調查報告，指出「檢方偵辦鄭性澤涉嫌殺害前臺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小隊長蘇憲丕案，涉有疑似疲勞訊問，現場彈道、射擊位置等事證不明，有違自白、證據及經驗法則下，遭判處死刑」；監察院要求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等研提非常上訴及再審。最高檢察署會如何回應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與要求呢？

綜觀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本案有三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刑求？本案法院判決鄭性澤殺警而應處極刑最重要的證據是鄭性澤承認開槍的自白。卷內證據卻顯示鄭性澤的槍枝與殺警子彈的槍型不符，不可能是兇槍。鄭性澤說他在檢察官面前的自白是因為剛剛受到警方刑求的緣故。刑事訴訟程序中，被告訴說曾經遭到刑求，通常不會引起法官認真調查；即使本案涉及鄭性澤的黑道大哥羅武雄殺警，可能提供了刑求的動機也不例外。不經法院調查，其實刑事被告很難具體舉證證明警方刑求。監察院的調查則是發現了覊押中鄭性澤被提訊時身上有新傷的照片與記錄，這就提供了鄭性澤是因受刑求而為自白的佐證線索，也提供了鄭性澤定罪根據的高度疑點。

第二個問題是自白可不可靠？自白，俗稱口供，也就是嫌犯親口承認犯罪的書面紀錄，可也是我國刑事訴訟的罩門。原因出在辦案人員根深蒂固的習慣，認為嫌犯的自白就是破案的鐵證。為了取得嫌犯的口供，不惜用刑；民間奉若神明的包青天也不脫此形象。但是，「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刑求得到的自白不能做為證據。不僅如此，刑事訴訟法更已明文規定，即使不是出自於刑求，自白也不能是認定犯罪的唯一證據，而只能是補強證據。可是，根據監察院的調查，即使不論有無刑求，鄭性澤的自白也與卷證裡面其他的證據相衝突，不能採取做為認定鄭性澤開槍殺警的證據。

其實本案判決之中，認定鄭性澤有罪的直接證據，也只有鄭性澤承認曾經開槍的自白，其他的都是推論。而鄭的自白卻與其他的科學證據直接牴觸。鄭性澤持有的槍枝不能也未擊發殺警的子彈，擊發殺警子彈的彈道與KTV廂房槍戰發生時鄭性澤所坐的位置，差距過遠；依彈道檢驗，殉職的警察是死於羅武雄坐位方向的槍擊，不是死於鄭性澤坐位方向的槍擊。於是將鄭性澤定罪的推論，則是羅武雄先行死亡，業已腿部中槍的鄭性澤是爬行到羅武雄的位置使用羅武雄的槍殺警，再回到原來的位置。然則犯案現場照片顯示，在羅與鄭坐位之間的地上卻並無血跡可以印證有腿傷的鄭曾經移動至羅的位置開羅的槍殺警的假設。將鄭定罪的推論，其實只是為了遷就自白。

即使不論刑求的問題，鄭的自白也絕不是認定有罪之無可懷疑的證據；本案卷證中處處存在著鄭性澤不是開槍殺警兇手的反面證據，本案中也就充滿著鄭性澤不是殺警兇手的合理懷疑，鄭性澤不但因之遭到定罪，而且還判處死刑，當然會引起監察院的強烈質疑。身為法學教授、擔任過律師、在監察院中主持本案調查的李復甸監察委員即已明白指出，本案中認定殉職警察受到致命槍傷之前，羅武雄業已死亡而不可能開槍的推論，其實禁不起醫學知識的檢驗。

第三個問題則是能不能翻案追求公平正義？依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尋求翻案的合法理由應不困難。監察院在調查的報告中，業已指出本案判決多處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要求、而應由最高法院釐清的所在，又已發現並且提出對被告有利而未為本案法院所知的新證據，既可供檢方提起非常上訴，也可以為被告的利益提起再審。實則依據監察院的調查報告，本案被告也可提出再審。然則，本案真正值得觀察之處，卻是司法部門，包括檢方，還有法院，有沒有面對過去審檢所犯錯誤，為鄭性澤翻案以追求公平正義的勇氣？

本案涉及羅武雄殺警，又涉及警方有無刑求，還涉及檢方與法院只知依賴被告自白、卻不依據科學證據辦案的問題。然則執法人員有異於黑道之處，就在於執法是為了追求公平正義，而不是為了自己人復仇。執法人員也可能犯錯，但是執法人員拒絕因為是自己人犯錯就加以包庇，則是檢測什麼是公平正義的重要標準。唯有通過這項檢測，才能真正建立執法公權力的正當性。本於此點，最高檢察署當然應該遵循監察院的要求，努力為本案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尋求翻案。

其實這也是古今中外通理。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引用《漢書•刑法志》中所提到孔子的話語：「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又引用了同書藉漢代諺語諷刺賣棺材者希望每年都有瘟疫，來比喻錯誤執法心態的段落：「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均極為深刻。不妨這樣說，從鄭性澤案能不能翻案，或許可以看出，中華民國的公平正義與漢代相比，到底進步了多少！